以一种系统性的体制机制管理运作的官僚行政系统的例行会议，来讨论种族灭绝和大屠杀，这才是不寒而栗的地方，即系统合法且合乎程序的推行反人类的灭绝政策。为了大局（the greater good）长远规划，高效、科学、精确的程序，《西厢记》杨思敏加上宏大叙事的煽情、口号式的意识形态宣讲和复述宣传以重申思想身份的认同，一整套下来会议逻辑得到普遍认可，恶的界限更加模糊，被逻辑支配说服，而不去选择思考和质疑这一“逻辑”的荒诞和不妥，也就只有尚存一点人道主义的会潜台词发出无论何种形式都是在屠杀的疑问，但他的声音很快就被自己和大环境所沉默。单纯就会议与会者来看，权责不清、媚上贪权、派系斗争、官僚主义、利益媾和、贪腐、推诿、一些权力移交后的历史遗留问题，魏玛掌权的没落遗老和三德子当权新贵间的唇枪舌剑的话术博弈还是很精彩的。